取保候审的逻辑

张振风这5个人的案子，2008年11月一审开庭，只有刘超没有请律师。两周后商丘中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，量刑各异，张振风死缓、郭辉和郭心奎无期、刘超和刘传军15年。5个人都上诉了。

吕继超是刘传军的一审律师，他犹豫了片刻后，还是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，他回忆说：“当时这个案子的确有很多疑点，5个人里，好几个互不认识，口供很多关键地方都对不上，他们甚至都没有指认过犯罪现场，警察也没有找到任何赃物，尤其是没有DNA鉴定。开庭前，我私下也跟检察院的一些朋友聊过这个事情，当时检察院有一种看法，并不相信12起案子全部是他们做的，但是也不相信他们完全清白，觉得他们肯定跟其中的一部分案子有关。”这也是让吕继超觉得很无奈的局面：“说是说‘疑罪从无’，但现实里照样都是‘有罪推定’。”所以，他虽然愿意相信当事人的无辜，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“照那个形势，无罪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希望判轻一点，我觉得刘传军最多判个七八年，没想到会是15年，太重了。”

2009年8月，河南省高院做出了二审裁定，以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为由，将此案发回商丘中院重审。戏剧性的逆转从此开始。6个月后，2010年2月，商丘中院做出了另一份刑事裁定书，“商丘市检察院以本案事实、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”，法院“准许撤诉”。那么，本案的法律程序，其实应该到此完结，撤诉也意味着张振风等人的清白已经得到了法律的认同，应该马上获得自由，并且可以据此申请国家赔偿。但离奇的是，当这份撤诉裁定分别到达5个人手里后，他们依旧被关押在看守所，并且继续关了7个月，直到2010年9月初，5个人才分3天陆续被放了出来。他们离开看守所前，分别签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柘城县公安局的《取保候审决定书》，依据是《刑诉法》第74条，另一个是一份秘密的赔偿协议。

赔偿是按3年计算的，每天124元，刘超拿到这笔钱后，自己都觉得有些啼笑皆非。“当年偷树是我做的，现在我也承认，按照判决书，偷树判了我1年，但是现在赔钱又是按3年算的。”张振风的情况也一样，他持有假币也是真的，判决书上的量刑也是1年，但他的赔偿，同样也是按3年计算的。这笔钱的名义不是国家赔偿，钱是他们到交管局去领的。这份神神秘秘的协议，律师也没有见过，不知道还有什么额外的附加条款。这5个人出来后，吕继超的同事接到过一个很奇怪的电话。“跟他说不要就这个案子乱说话，还说要跟家属做好工作，第一不能上访，第二不准接受媒体采访，第三不能要求国家赔偿。”吕继超觉得好笑，“我的同事根本没办过这个案子，可能是有人要打给我，但是又弄错了。”

取保候审的名义更是让他们5个人都忐忑不安，不知道算是有罪还是无罪，所以彼此的想法也就变来变去。张振风9月6日刚出来的时候，本来也没想清楚，又遇上小儿子在放学的路上摔断了胳膊，心里更加添堵，什么也不想说，到了月底，他坚定了很多。他说，“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我也不怕了，王保力他们才是办错案子的人，他们要是不被处理，我是怎么也不会罢休的”。郭心奎虽然说得不多，但也不再躲着。郭辉和刘超还是有些反复，郭辉的家人有各种顾虑，总会在他说话的时候打断他：“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，以后还要不要在柘城待下去了？”刘超鼓起勇气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，说这是他第一次开口，还说以后不管谁来，他都会说，结果，几天后本刊摄影记者到访的时候，他又躲了起来。刘传军则一直没有露面，他的父亲刘金印总是以“他不在家，去外地了”作答。

若隐若现的真凶

为什么明明撤诉了，还可以继续把人关押着，商丘方面没有人愿意出来解答。他们回避了所有关键问题，只是以通稿的方式，发布了这样一则信息：“市政法机关在开展‘纠正执法问题，促进公正执法’教育整顿活动中，通过案件评查，主动查究了张某等5人涉嫌入室抢劫案，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追究已经启动。”

通稿还说，“在案件补充侦查期间，2010年5月11日，省、市、县三级公安机关联动接访日，柘城县公安局领导接待了前来上访的张某等5人的亲属。听取信访人的诉求后，柘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张某等5人涉嫌抢劫、轮奸案件开展评查，同时对‘王某被轮奸案件’、张某等5人涉嫌系列抢劫案件进行重新侦查”。上访真的有用吗？5个人的亲属其实都不这么想，张振风的父亲不知道去上访过多少次，没有路费，就从柘城连夜走回家，“天还黑就开始走，天亮了才到”。他还跟郭辉的父亲一起去上访过，“郭辉家据说有亲戚在河南省高院，结果我们去了，人家连面都不肯见”。

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，其实还是DNA鉴定。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，王芳遇劫案中被忽略的证物重新浮出水面，重新鉴定后，与数据库中的服刑犯人相比对，结果锁定了一个叫王银光的人，重新提审王银光之后，2010年8月底和9月初，警方抓获了另外两名同案嫌犯，王献志和王长林。

王银光的名字，张振风并不陌生，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重点留意过两个人，就是孙玉军和王银光。张振风坚信“就算屈打成招了，也总有翻案的机会”，所以在看守所里的时候，他特别留心身边的人和事，“看守所也是个信息灵通的地方，总能有些线索吧”。

孙玉军是一个7人犯罪团伙的主犯，2007年8月，这个团伙中的5名成员陆续落网，只有孙玉军的两个外甥在逃。根据2008年1月《商丘日报》上题为《天剑挥处响惊雷》的报道：“该团伙自2007年4月份以来……先后在柘城、睢阳、鹿邑和安徽省亳州市古井镇等地入室抢劫、强奸、轮奸作案60余起，抢劫现金4万余元和大量金银首饰、手机、自行车等物品。”孙玉军跟张振风在同一个监室里关了6个月。张振风跟他聊过，也侧面打听过。“我特别关心他的犯案时间，因为最开始警察逼我招供的时候，就说我是个7人团伙，孙玉军他们刚好是7个人。”2008年底，孙玉军被判了死刑，张振风说看过他的判决书后内心失落，“上面的案子一共有70多起，但我仔细看了时间，都是2008年6月份以后的”。那时候，张振风自己的一审判决也刚出来，他被判了死缓，已经上诉。孙玉军在判决后几天就被关到了其他地方，张振风再没有机会去追问了，只好把怀疑和怒气都放到了王保力身上。“孙玉军也是他抓的，他审的，就算他问出了什么，可能也压下去了。”

王银光跟张振风在一个监室的时间比较短。“大概是2008年底的时候，王银光才关过来。”张振风说，“他是鹿邑县贾滩乡的，跟我算是老乡，所以我们关系也不错，他家里穷，我还把自己的方便面给他吃过。”王银光涉嫌的是2008年初洪恩乡张良庄村的一起抢劫轮奸案，受害人叫魏琴(化名)。张振风总是觉得这个人还做了别的案子，只是他的怀疑再次落空了，他也看过王银光的判决书，“是两个人一起做的，但只有这一起案子，王银光被判了20年，另一个人记不清了”。

王银光的家在贾滩乡小王庄，破屋子里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当，一辆可以拉货的小三轮车被当成宝贝，锁在堂屋里，墙上贴的是孩子们的奖状。父亲王作民还没开口，眼泪就先掉了下来。他要过饭、捡过破烂，也在天津的工地上打过工，只有王银光这一个孩子。王银光20岁就结婚了，妻子李芳(化名)是河北人，2002年嫁过来，一连生了一女一子。李芳只知道丈夫是“2008年6月20日在义乌被抓的”，因为那年春节过后，她先去了义乌打工，3月份王银光赶了过去给她过生日，然后没有多久就被抓了，再然后，她和女儿都被公安机关上门抽血化验。

魏琴遭遇的这起案件，也是洪恩派出所办的，最初调查的时候，除了王银光，还怀疑过两个人，就是如今被抓获的王献志和王长林。王献志跟王银光同村，他的哥哥王东志回忆说，“当年抓王银光的时候，警察也来找过王献志，是王保力带人来调查的，抽了献志和他老婆还有女儿的血去化验，抽完血之后过了三四天，警察又打电话让献志去洪恩派出所，献志去了，当天就回来了”。王长林是洪恩杨塘人，跟王银光在外地打工的时候结识，关系非常好，是王银光孩子们的干爹，也是受害者魏琴的干亲家。他大哥王俊杰记得“2008年三四月间，王保力带人去苏州，把王长林抓了回来，关了一星期，就放了，听他说在里面也抽了血的”。

最后排查下来，王献志和王长林都洗脱了嫌疑，只有王银光再没有出来，王作民没钱请律师，一审判决后，他见过儿子一次，“啥也没说，只是哭”。他对于本刊记者的到访非常激动，觉得是儿子的案子又有了希望，一个劲地开始喊冤。这种场面，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挑明真相地告诉他，王银光的案子的确又有了变化，但不是冤枉，而是新增了一桩罪。王献志和王长林的家人，对于突来的变故，表现得异常的笃定，一致反过来痛骂王银光，王东志说：“肯定是他出事以后，找老婆来跟我们借钱，我们没借给他，他就反咬一口，冤枉好人。”而王长林的家人，则是觉得王银光不懂感恩，他大哥和嫂子说起来颇有些不忿：“长林对王银光的孩子那么好，自己这么大年纪了也不结婚，有点钱就拿去给干女儿干儿子买东西。”这两家人目前看起来都没有请律师的打算，理由都是一样，“没钱，也没必要，上次没事，这次肯定也没事的”。

王芳也很糊涂，她好像对于案子的进展和变化毫不知情，得知翻了案，另有真凶的消息，反而变得顾虑重重，开始一个劲地自我辩解：“不怪我啊，不是我冤枉他们的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”她也不明白DNA证据的事情，只是以最朴素的本能替警察开脱：“也不能怪他们吧，他们就是办案子抓坏人的吧，怎么会故意去冤枉人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