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和户口有私仇，当年因为户口问题，我差点被折腾死。今天本来想讲我那点户口故事，但是与杨海英一家的遭遇相比，实在不忍再讲。

杨海英有个7月大的儿子，患上先天性胆道闭锁，如不做肝移植手术只能再活5个月。母亲想将自己的肝脏捐给儿子，但由于儿子至今没户口，警方无法出具孩子与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，于是手术一拖再拖。

医院的医生马毅表示，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有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，即便有DNA亲子鉴定证明他们的亲属关系，但没有当地警方的证明仍然不行，况且DNA鉴定也需要很长时间，因此现在手术无法尽快进行。

昨天同事给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新仇旧恨一下子就涌上额头。在一个户籍如此重要的国家，谁背后没有经历过一些令人愤怒的户籍故事？而且，你眼看着类似的故事不断的上演，不断的演出新的花样，怎能不怒向胆边生。

当然，对于这个规定，有关方面也不是没有理由。之前北京破获的器官买卖案中，就有冒充病患亲属买卖器官的行为。可问题是，我们制定法律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现在，买卖器官的行为没有因为这个法律的设定而消失，反而是正常的器官移植却被这个规定给耽误了？而且，为什么是户口做为判断是否亲属与否的唯一标准，而不是其他的科学手段，比如DNA鉴定？

朱少华谈及此事，语调不无悲愤：“母子关系事实就在人们的面前摆着，这个常识问题还必须要一张纸来证明。也就是说大家面前的事实，母子骨肉相连的亲情都比不上这样一张纸。这是何等的荒唐？而又是我们不得不甚至是必须遵守的‘游戏规则’。”

面对一个只有户口才能证明是母子关系的社会，不知道是我们的悲哀还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？

至少，我们眼中所见，悲剧并非发生在杨海英一家。在河北邢台，一个小伙子和女友去登记结婚时，发现自己户口的婚姻栏里注明的是“已婚”。于是为了证明自己未婚，他成了民政局和派出所之间的一个皮球，被踢来踢去：民政局要他去派出所更改婚姻状况，派出所说要更改婚姻状况必须得当地民政局开证明；当地民政局说造成错误的不在民政局，民政局无法开证明……

这个事情中，最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在于：最应该在乎小伙子结婚与否的女友，已经相信他，他不需要向自己的结婚对象证明自己未婚，反而要向根本不会和他过日子、不会给他做饭、不会陪他逛街、不会为他生孩子的民政局和派出所证明自己还没结婚！

看到这则新闻，我真是惊出一身冷汗。要知道，当年我们那里办户口本的时候，我的出生日期被写成了1995年×月×日，月份和具体日子没错，但是年份却被人为延后了十来年。母亲发现后逼着父亲去派出所去改。后来，年龄改对了，出生的月份却又改错了。这次，父亲死活不愿意再去派出所再改了。

想想如果当初父亲没给我去改日期，现在我至少得延后十几年才能结婚。这十几年的幸福，谁会来赔我？

后来，因为上大学，我的户口迁了出来。结果，这又成了我现在永远的痛。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知道，现在把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，其实没什么好处。大多数都只能落在人才市场上得个集体户口。但是如果你留在农村呢，不但有房子有地，而且还能享受到村里的一些分红——我老婆他们那里的地就都被村干部给卖了，每年能分点钱。虽然不多，但是至少还有点。结果，上大学时要求她把户口迁出，于是，一切都没了。

以前，一个城市户口是香饽饽。现在，农村户口越来越受追捧。对于中国地不大，但是人口众多的现实来说，土地就是财富，而农村户口就是土地的保证。所以一旦我们把户口弄出去之后，再想着落回去，就几乎难如登天了。

不过，小民没办法，公务员总是有路子的。毕竟，这些规则的制定和实施，都是他们把控着的。所以才义乌才会出现公务员把自己的户口迁进村里当村民的情况。

王石川把这个叫做特权通吃，而刘洪波则说这些公务员在做“赢者通吃”的急先锋。其实太阳底下无新鲜事，特权通吃也好，赢者通吃也罢，不过是当福利遭遇户籍问题后的一个正常表现而已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哪里有利，哪里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而我们，则只能哀叹：我们的地，不是我们的，而是我们的户口的；我们的婚姻不是我们的，而是我们的户口的；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我们的，也是我们的户口的；我们的权利、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最低收入、我们的高考……我们的一切，都不是我们的，都是那一页户口的。而我们的户口，又是他们在掌握的。

没有户口的我，什么都不是。